殿试前四的考卷，只能判断出伦文叙的，他的文章在前四名中又相对最普通，剩下三人，无非是沈溪、孙绪和丰熙，单从文章来论，状元应该是从这三人中产生，可按照“潜规则”，还真未必。
沈溪、孙绪和丰熙，都有文章之外的缺憾，唯独伦文叙，文章写得那是四平八稳，人更是相貌堂堂，而且有鸿儒的名声，从朝廷的角度，自然是把伦文叙推出来当状元，最合时宜。
但若如此，就等于是皇帝带着十四名殿试阅卷官一起营私舞弊，违背了科举考试公平选仕的基本原则。
在这种时候，皇帝的意思最为关键。
皇帝客气地跟你商量，还说前四的排名由众人商议来决定，可殿试排名本来就是天子的责任和特权，大臣要有觉悟，不能冒犯天颜。
就在众人默不作声之时，太子少保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闵圭走了出来，行礼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四名贡士之作答，平稳有度，文采卓然，臣心中实难以定夺孰优孰劣，请陛下圣断。”
闵圭的说法，基本也是在场大臣的意思，因为这问题有些难办，到了殿试前四这个份儿上，其实已经很难区分文章的优劣，说伦文叙的文章不好，也是因为他写得太过四平八稳，所提提议并无建树。
反倒是另外三人，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一定的见地。
朱祐樘重新把四份考卷摊开来仔细端详。若是能拆开弥封知道是谁写的，他倒容易定夺。李东阳那边尚晓哪篇文章是伦文叙写的，朱祐樘却对眼前四篇文章出自于谁之手一概知，而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朱祐樘又不想破坏规则。
“这篇文章，朕觉得不错。”
天子突然拿起一份卷子，抬头看着在场之人，“众卿以为呢？”
在场的殿试读卷官尽皆面面相觑，这份卷子昨日里已为人所探讨了不下数次，其中文章之老辣就连那些老翰林都不及，其中提议很符合君王的利益和想法，简直是为皇帝御民所量身定制。
通常来说，皇帝是最喜欢这种“体察上意”而且能为帝王“分忧解难”的臣子。
嫉妒心重的大臣难免会想：“文章不拍马屁，却件件说得合乎上意，这种人将来到了朝廷，必会成为大敌，就算不能阻碍他进入前四，也不能让他列于三甲进入翰林院。”
大理寺卿王轼走出来行礼道：“臣以为，这篇文章过于浮华，所提之事……皆都颇费周折，恐非做实事之人！”
不管好不好，先给他扣上一顶大帽子。
皇帝不是觉得这篇文章不错吗？我就先唱反调，说他不切实际，这种人是在变相地溜须拍马，我得把他给揭穿了，让皇帝知道此人的嘴脸。
但王轼的话并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。
其实在皇帝出制诰之时，在场的众殿试阅卷官就在想一个问题，若把自己放到殿试考生的位置上，应该以怎样的文章来作答？
尤其是最后一题，涉及到大明朝礼乐之治的内容，如何能为皇帝分忧，让皇帝不用为大明朝礼乐之治不及尧舜禹三代而感到惋惜？
包括内阁首辅刘健在内，在深思熟虑之后都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这种文章想侃侃而谈容易，真正要说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替皇帝分忧是不太现实的。
礼乐之治是历史遗留问题，都知道要用严峻的法律才能令臣民不敢有所异动，现在光说要靠礼乐去治国，谁听你这套？
但这次殿试却有人能提出些相对较好的建议，又以那篇“老辣”的文章为甚。这种文章可以说空泛，但还不如说人家真的是在为皇帝着想，绞尽脑汁出谋献策。
朱祐樘听到王轼的话，重新审视手上的文章，连皇帝自己都不觉得内容空泛，王轼的指责明显有几分偏颇。
朱祐樘不由抬头看了看刘健和李东阳，他二人一个首辅一个次辅，李东阳还是礼部会试的主考官，多少会对他有所建议。
但在这件事上，这两名善于为皇帝分忧的大臣却选择了沉默。因为在刘健和李东阳心里，也承认这篇文章的确写得好，但想到此人是沈溪、孙绪和丰熙中一人，他们却并不想推荐皇帝选拔此人为状元。
李东阳心想：“就算沈溪才学敏锐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但以他的年岁和见识，应该写不出此等文章，那么此人就是丰熙或者孙绪，以丰熙为状元尚可，但实不及伦文叙。”
李东阳在心中排定的名次，状元伦文叙，榜眼丰熙，探花孙绪，二甲第一为沈溪。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，既保全了朝廷的颜面，又让士子感觉到皇恩浩荡，但他再仔细一想，却又觉得让孙绪和沈溪掉一个个更为合适。
因为这届会试的二甲第一名是进不了翰林院的，李东阳对沈溪起了爱才之心，反倒对于狂傲的孙绪不太欣赏。
可在别的阅卷官心中，李东阳最初的排序，却是最恰当和稳妥的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郎，光是考个会元，就已让京城士子哗然，纷纷指责其涉及鬻题案，若殿试再成为一甲前三，士子肯定还要闹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不知道沈溪的文章到底是哪篇，要是不小心真把他给取到前三，还成了状元，那岂不是要贻笑大方？
朱祐樘有些举棋不定，现在刘健和李东阳那边明显是在回避问题，而内阁大学士一向同气连枝，谢迁那边也不便相问，剩下殿试阅卷官中，资历最高的应该是吏部尚书屠滽和兵部尚书马文升，但这种问题又不便问身为兵头的马文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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